故都的秋
作者及时代背景
郁达夫（1896—1945），现代作家。浙江省富阳县人。1913年留学日本，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1922年回国，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了“创造社”，并曾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武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到新加坡积极宣传抗日。后流亡到苏门答腊。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出奔》《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等，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向封建道德大胆挑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有颓废情绪。散文以游记著称，情景交融，文笔优美，自成一家。出版有《达夫全集》《达夫散文集》《达夫游记》《达夫日记》《郁达夫选集》等。 从1921年9月至1933年3月，郁达夫用相当大的精力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和进行创作。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等原因，郁达夫从1933年4月由上海迁居杭州，1936年2月离杭赴福州，在杭州居住了近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思想苦闷，创作枯竭，过的是一种闲散安逸的生活，并花了许多时间到处游山玩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排遣现实带给他的苦闷和离群索居的寂寞。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游记，这是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主要收获，为我国现代游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4年7月，郁达夫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云北平，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写下了优美的散文——《故都的秋》。 本文写于1934年8月。 1933年至1936年，作者受白色恐怖的威胁，从上海迁居杭州。“撤退到隐逸恬恬的山水之间，思想苦闷，创作枯淡”。他过着一种闲散安逸的生活。学习这篇课文，“要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认识作者渗透在作品中的那种思想感情的合理性。”正确地认识作者通过描写“故都的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感情。
作者简介：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13年9月随长兄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终年四十九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论郁达夫
郭沫若
?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 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 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 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 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 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 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 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 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 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 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 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 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 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 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 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 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 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 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 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 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 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 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 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 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 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 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 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 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 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 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 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 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 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 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 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 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 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 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 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 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 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 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 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 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 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 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 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 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 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 余家菊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 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 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 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 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 批敌人。（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 的。——沫若注。）但经他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 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 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 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 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 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 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 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 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 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 医学搞毕业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 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 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 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 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 请达夫去担任，名分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 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 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 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 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 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 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 评论》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 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 （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 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 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 在上海的创造社的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 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 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 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 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 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工作。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 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 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 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 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 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 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 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 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脱 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 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 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1928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 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 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 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 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这人是太平洋 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 沫若注。）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 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 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 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 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 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5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 有下文。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 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知达夫，在7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 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 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 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 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 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 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 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 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 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 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 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 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 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 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 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 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 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 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 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写给他的回 信给我看，并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 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 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 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像达夫这样在文 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 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 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 “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 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 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 乡饿死了。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 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 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执的资助，前几天 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 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 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 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 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
（原载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
漫谈郁达夫
刘海粟
? 六十年来，评价郁达夫作品的思想性时，颇有分歧；至于他的文学才 能，则无人怀疑。
我自惭不是研究达夫的专门家，又不善于说长道短，出于友情，容易 偏爱，加上作家、画家所业不同，其中甘苦，不尽相通，只能抒发一点不 着边际的外行话，向大家请教。恰如其分地评定达夫其人其文，则应仰仗 于评论家、文学史家和读者群。
达夫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 节的诗人之一，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倾向。当然，爱国者不等于 白璧无瑕。金无足赤，达夫亦非完人。在他感到报国无门，一腔热血不被 人们理解的时候，有牢骚、有抱怨、有叹息、有软弱、有徬徨、有感伤、 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甚至也有过病态的自我嘲弄。 他憎恨无爱的人生，犹如厌弃无花的沙漠。在黑沉沉的铁屋里他带着觉 醒后的悲愤和惶惑，大喊过爱的饥饿，反抗压在青年们头上的封建层岩， 反抗冷漠、愚昧、狡诈、贫困的旧时代。他从不同流合污，只是面对严酷 的现实，在看不到光明的时候，绝望颓唐之情不断来冲袭他。然而，作为 抗菌素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地诱导他穿过沼泽，走向坚实。
记得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忘年交关山笛，写下过悲壮 的悼诗： 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
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这便是对诗人郁达夫的公正评价。至于那些咒骂他“品质恶劣、作风浪漫， 不足以为人师”的政客，和那些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认 贼作父的汉奸、吮痈舐痔的帮闲、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随波逐流的 变色龙，今天已全部被老百姓推入遗忘深渊；而为当时统治者深恶痛绝的 达夫，则砥柱中流，知音倍增。历史无情又有情，这一切不是泾渭分明吗？
达夫很真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 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入砚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让 绅士们的伪饰、淑女们的面纱受到淋浴，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 又怕又气，暴跳如雷。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结缘终身。朋 友们关切注视着他，也为他感到不安。如果说过于坦白可以使童心不泯的 人受害，在亡友中，达夫可算第一位。
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是变态心理的产物。当他控诉旧时 代对他太不公正的时候，有些情调不尽健康。我们不应漠视，也不应夸大 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历史上将有不少大家的著作要被束之高阁。
达夫笃于友情，和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们自称为“孤竹二君子”。在 小阁楼上，在风起云涌的广州，相濡以沫，人所共知。他对鲁迅的认识， 高于同辈人很多，一九三六年底，他在日文刊物《改造》第十九卷十三号 上写道：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
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
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
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溢
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
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
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
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达夫酷爱自由，仇恨压迫与剥削；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却是一个很 彻底的民主使者。在南洋，他也曾谈起过自己和左联的关系：“替穷人说 话是我的宿愿。左联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尤其是鲁迅，我们之间无 话不谈。他和左联的关系，是由我做的媒介。我的个性不适合做那样工作， 所以左联成立一月之内便宣告退出了。不管人怎么议论，我不辩解，而 在暗中营救左翼作家的事，做得并不少。自问比挂空名不做实事的人，心 中踏实得多。我对共产党的长征是很关心的。
鲁迅去世，我说过：‘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 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夜阴’和‘新月’指的什么是很清楚 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又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捐款一事奔波，并 在自己编辑的副刊《繁星》上刊出秋远的《记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把这 所延安学府向海外读者作了介绍，爱爱仇仇，毫不含糊。 达夫个性有其极刚毅的一面，这一点不大为人所知。他在福建同日本 人松永一起吃饭，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他 虽然嗜酒成性，在苏门答腊因怕贪杯误事，曾长期戒酒，律己甚严。
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 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 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 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 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 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 头而笑，心悦诚服。
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 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祯、袁枚、 朱竹垞、赵瓯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 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 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 言情状物，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一九七七年间，黄葆芳学弟从新加坡回国观光，我见到他第一句话便 是：“达夫辞世二十多年，我总不相信是事实，他若能和你们一道同来， 该多么好啊！”接着谈起在南洋的岁月。他说：“老师，当年达夫先生编 《繁星》，对我的稿子特别垂青，总是稍加修改，便作为花边文学刊出， 使我很感激。
我们三人不是到林霭民先生家谈艺，便是到胡载坤大夫家中，我看您 作画，郁先生捧着茶杯在屋里徘徊，有时低头敛眉，猛抽着香烟，等到丹 青落笔，他的诗已想好，于是走笔题画，并称双绝。可惜星州沦陷之后， 这些寓意极深、宣扬民族气节的作品多被收藏者销毁，不敢留下，真是叫 人难忘的大憾事。”
这段话引起我亲切的回忆。记得有天晚上，我和达夫躺在期颐园中的 草地上，碧天如水，寒月如霜，这时天上一颗亮星拖着火光刺眼的尾巴， 在远远的树梢后殒落了。达夫说：“海粟兄！那不是徐志摩吗？多么有才 华的诗人，英年早殒，千古同悲！”我们谈到在上海的朋友中，他与志摩 都和我同庚，不免唏嘘。后来言及时局，达夫愤愤地跃起，带着人之子的 柔情，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 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我觉得这是达夫心中流出的最佳诗作，听来感人肺腑。难兄难弟，相对无 言。谦和质朴的达夫，眉宇间现出平时罕见的金刚怒目之气，从鼻翼到嘴 角边的长纹变得坚韧了。我推想：诗人在夜色的环抱中走向永生的时刻， 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我们长时间地握着手，良久，泪花涌出他的眼眶， 巨大的热力从他的臂膀流入我的全身，血像汽油碰上火种。是夜，我和诸 友合作，画了一张《松竹梅石图》，他奋笔写上一绝：
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
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此诗痛快沉着，托物明志，朗润含蓄，其信念之坚强，更在豪迈之外， 可以代表他晚年诗风的一斑。这样的诗对斯时斯境中的同胞，是启悟的 晨钟、进军的战鼓，诗人成了爱国同胞的代言人。面对大海，遥望故国， 这庄严的誓辞，响彻云霄…… 达夫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中映着霞绮。他和古代写景抒情之作不相蹈 袭，而又得其神髓。写到山水，尤其他故乡富阳一带风光，不愧是一位大 画师。他把诗人的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巉岩、每 一株小草，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再把风俗人情穿插其间，浓 淡疏密，无笔不美，灵动浑成，功力惊人。
由于达夫的妙文和当年口头描述的启迪，也为了寻觅故人的诗踪，我 曾经几次到浙皖之间的富春江流域去写生。这条江，澄碧如染，曲折处如 青龙曼舞，腾空飞下，有些河床直如利剑，劈开群山，仪态万方，自萧山 至梅花城，二百余里，是活的山水屏风，在朝曦晚霞中变化无穷，开阖舒 卷，一股清气，沁人心脾。达夫故居富阳，离杭州八十里，三面环山，一 面临江，像颗明珠，嵌在画中。我还到七里泷去凭吊过严子陵，石级陡峭， 两边茑萝夹道，古树虬蟠，石牌坊上刻着“千古异人”的横额，祠堂梁 头悬着“高尚其志”的大匾。子陵塑像，清瘦飘逸中饱含着洞察生活的睿 智，超脱中不无隐痛。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切都使我格外思念达夫，要是 我们联袂来游，能添多少乐事啊！达夫异邦死，化作沃土润奇花，他和严 光一样不可得而见，我总算找到了孕育少年达夫成为诗人的环境，便奋笔 写下了十几张油画，还有国画《严江秋色》《富春江》等多幅。我的体会 是：青年画家不精读达夫的游记，画不了浙皖二省间的山水；不看钱塘、 富春、新安，也读不通达夫的妙文。他的这些作品根植于他对乡土的赤子 之爱，其生命力必然比小说久远。
达夫也有较为闲适舒展之作，或谈谈掌故，或评定前人作品，这类文 字历史趣味和知识性并重。一些日记小品，情真语挚，读来如听良友娓娓 夜谈，毫无藻饰，时有逸笔，不是苦雨庵中的浓茶，更非浑身静穆，仍然 有着可爱的人间烟火气。也许，此才是达夫所以为达夫吧！
世界上很少关起门来为后代写作的艺术家，作品往往都是起作用于当 时，从而在历史上获得位置。失去了当时，永久并不存在。达夫不是终日 追求永垂不朽的作家，他只记录当时的生活感受。作品是流出来的，不是 专门在文字上雕琢的唯美主义者，也不是每篇文章都具备永恒的魅力。时 间本身就是一个筛子，不及时扬弃，十万年后的文学史要写几千卷。事过 境迁，今天的年轻人对达夫的某些著作引不起共鸣，恰恰是一件大好事。 我在几十年前读到《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整个身心都 受到艺术冲击波的摇撼，作品中写的环境和人物（包括《采石矶》那样历 史题材）对我来说都是可以看得清楚，甚至触摸得到的。时代进步了，今 天的青年对作品中的烟厂女工、老车伕、黄仲则、洪稚存可以同情，但不 可能达到几十年前读者那样强烈，是不足为怪的。
达夫笔下的一些人物，记录了“五四”以后某些青年的精神状态，作 为思想史上的标本，也很难磨灭。辛亥革命在这些人的记忆中淡化了，而 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的顽固、人民的不幸、科学的落后、祖国国际地 位的低下，又迫使他们带着淡淡的哀愁长大。“五四”时代狂飚精神的高 扬，不能清除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在新生与死亡、前进与倒退、爱国与 媚外、科学与愚昧、理想与现实等等的矛盾上，使一部分热爱祖国、情感 丰富、比较脆弱、反抗礼教而又不能完全摆脱旧知识分子的积习、同情苦 难同胞又不能为他们寻找出路、并且和他们在心理上有着一定距离的青年， 带着呐喊后听不到回声的时代寂寞感，向往个性解放，但又无处使用自 己的力量。前辈把他们看成叛逆、无能者、破坏者，这样不甘沉没又难奋 飞的人，在当时为数不少。寂寞，可以销蚀灵魂，也可以冶铸战士。有的 人锐气被寂寞磨尽而沉沦，有的人却不然。正是这种寂寞感和希望，在鲁 迅万里心空中搏斗，诗山种铁笔，斗雪化虬松，《野草》才成为他创作中 最精深博大的塔尖，戟指着秋夜的寒星而凌越千古。诗人毛泽东也在《井 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喊出：“我们感觉到深深的寂寞。”对带着一些文人 弱点的达夫，就更不能苛求了。达夫亲口告诉我：“我在日本看过将近千 册英文、德文、日文小说。”他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在我的同时代人 中属于罕见，一晚上看一两本小说，在谦谨温和的达夫，是常有的事情。 他喜爱从普希金到蒲宁笔下一百年间活跃于俄罗斯文学画廊上的“多余的 人”，但他写的只是中国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切。综观他的小说，深沉素 淡，富于散文美，不仅技巧上可以总结出东西，对于认识我们的过去也是 有好处的。不认识昨天的人，就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也不会坚韧不 拔地创造美好的明天。
作家和编辑的职业，注定要当业余批评家。由于知识渊博，善于鉴赏， 他对古今中外的一些作家，都发过议论；对于戏剧、音乐、绘画、电影、 翻译等等领域，都说过有真知灼见的锦言。若将此类文字辑录成一本有 特色的书，则可以从中体味到一位大作家的甘苦，也能感受到他行文阅世 的脉搏。在新加坡，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导师。据我所知，达夫在南洋看 稿、改稿，接见青年作者花的工夫，比他用于写作、读书的时间要多，尽 到了园丁的责任。他也讲过一些愤世偏激的话和悲痛的反话，只要弄清他 说话时的历史背景，并不难于理解。
在抗日战争中，他在南洋写过很多政论，鼓舞人民斗志，坚定侨胞必 胜信念，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这些文字当时拥有众多的读者，是重要的 历史文献。
偶然收到海外学生寄来的报刊上面见到好几篇忆达夫的文章，有的提 供史料，有的谈出学术观点，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有极个别的人， 生前给达夫添加过不少痛苦，现在又乘死无对证之际，对他进行中伤、丑 化，或谬托知己，把达夫写成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这就欠妥了。
出于怀友之情，我渴望读到描写达夫的传记，来作为我回忆往事的酵 母。前天，达夫的儿子郁云来看我，在温馨的灯光中，昏花的老眼差点儿 把他看成了达夫，父子俩在外貌上相似到惊人的程度。这位五十二岁曾经 念过企业管理的大学生，近年搜罗到乃翁的著作二百多万字，诗词近五百 首，还有些书简、墨迹和史料，并以全力草成了父亲的传记，力图再现创 造社老将郁达夫的风采，是一本突出爱国主义思想的新作。材料丰富翔实， 叙说比较客观，这一点可以告慰逝者。
由于处在儿子的地位，行文较拘谨，对先人不好作什么评论，对父母 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也回避了细节，但这并不损害第一本传记的价值。随 着这本书的问世，必将会有更好更多的专著及评论问世，我愿拭目以待！ 达夫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制造许多恋爱轶闻的浪漫文人，而是那 个时代的产儿，一切都要历史唯物地还他以本来面目。为贤者讳，为前 人讳，固然不必，但蓄意粉饰和一味舍本求末，或以旧社会黄色小报记者 的手法去捕风捉影，也都是错误的。
这篇浅陋的序文该谢幕了，我也口占一律，不敢对亡友班门弄斧，仅 仅是为了倾吐那说不出而又说不完的情思，一种淡淡的、缕缕的、缠绕在 心尖上、翱翔在梦魂里的怀念！
读罢新书慰旧怀，见儿疑是父归来。
一天雷雨勤编织，半纪风云细剪裁。
同岁三人惭我健，环球万众为兄哀。
中宵忘却文星坠，题画诗成惜梦回。
（选自《文汇月刊》１９８５年第８期） ?
郁达夫及其作品
苏雪林
? 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 库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有夸大狂和领袖欲发 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
郁达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小说集《沉沦》，引起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当时握批评界最高权威的周作人曾为文为他辩护。以后他陆续出版《寒灰》、《鸡助》、《过去》、《奇零》、《敝帚》、《薇蕨》、《忏余》等短篇小说集；《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等中篇小说；以及《日记九种》等其他杂著，以产量论算是很丰富的。
郁氏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都是一贯的，那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本来“性”是人类一切情欲中最基本的一种，像弗洛依德所说还是情感的泉源，能力的府库，整个生活力的出发点，抓住这个来做谈话和写作的题材，决不怕听者读者不注意的。何况中国民族本如周作人所说，多少都患着一点“山魈风”，最喜谈人闺阃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对于这些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哪有不热烈欢迎之理？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又喜欢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郁氏作品之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个缘故吧。
但郁达夫虽爱谈性欲问题，他所表现的性的苦闷，却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这就是郁氏自己的写照，而不是一般人的相貌。像《沉沦》中的主人 作公一见女性呼吸就急促，面色就涨红，脸上筋肉就起痉挛 ，浑身就发颤，还有其他许多不堪言说的情形，这是一般青年所有的现象吗？《茫茫夜》里的于质夫，到小店女人处，买针买帕，回来自刺等等可笑的行为，又是普通男子感到性欲无可发泄时的情况吗？这些地方郁氏若以“自叙体”的文字来写，我们无非说作者生理状态异乎常人而已，但他所用大都为他叙体裁并声明这可为现代青年的典型，那就大大地错误了。小说贵能写出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伟大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虽历千百年，尚可与读者心灵起共鸣作用，郁达夫作品中人物虽与读者同一时代，却使读者大感隔膜，岂非他艺术上的大失败？陈文钊论达夫代表作，有这样几句话：“总之，达夫初 期的创作背景，性的苦闷，是其骨干。这种苦闷自然不是达夫个人的，每一个人在青年期从生理的发展，必然会发生这种作用……而像达夫这种病态，在一时成为青年苦闷的典型。”这如非故作违心之论，便是青天白日闭了眼睛说梦话！
此外则“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也是构成郁氏作品的原素。他的作品自《沉沦》始，莫不以“我”为主体，即偶尔捏造几个假姓名，也毫不含糊的写他自己的经历。像《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烟影》里的文朴……谁说不是郁达夫的化身？郁氏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样的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最后他表明他创作的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自我主义是决不能丧失的。”
本来自我主义是由个人主义发展而来，个人主义原是现代思潮的产儿，而在颓废派作家的思想里，这色彩的反映，更为浓厚。他们常说：“我们所真能知道而且真实存在的，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宇宙不过因为自己的心绪如何，而看成了美或丑的一张壁画罢了。我们需要始终执着我于我们自己。”无怪乎厨川白村说所谓现代是什么，那就是佛朗士说的“人者常将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的时代了。现代文艺里“自我表现”，之特多，原是当然的道理。
但是，像郁达夫的自我表现，与其说他想踵美西洋，特意提倡这一派文学，无宁说他艺术手腕过于拙劣，除了自己经历的事件便无法想象而写不出罢了。他说：“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有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没有杀人做贼经验的人，不能描写杀人做贼的事，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字，只好让无产阶级去创作。”这 话也不能说没有一部分的理由，像《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便不合事实，因老虎是腰骨柔软，前爪锋利的猛兽，它不像牛马一样，被人揿住头便无法挣扎，它几下翻腾，便会将你抓个稀烂。不信，捉只大猫来试试看。《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在能仁寺救安公子时，发弹打小和尚三儿的情形，也不合事实。子弹从右耳贯入，左耳透出，则人的神经中枢，立遭破坏，就会一声不响地倒下，那能像那小和尚还叫一声“我的妈呀１而后豁琅琅摔开铜盆而倒？因为作者没有打虎和弹人的经验，所以写来虽用十二万分气力，却不值识者一笑。不过说个个作家如此，亦复不然。我们并没有听说杜斯妥也夫斯基杀过人，而他的《罪与罚》中青年谋杀盘剥重利的老妇姊妹，绘声绘影，惨澹动人，为脍炙人口之谋杀描写。莫泊桑并非女儿身，而他的 《一生》写一个女子一生悲苦的经历，能叫身世相同的女子读时感动到下泪。此外如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女》等，均能教我们知道抗战前几年中国农夫和小店主惨苦 作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所谓无产文学要由无产家阶级自身来创造，又靠不住了。总之人生经验，当然极其文重要，而所贵乎文学家者，还是能利用他丰富的想象力，来补足他未曾经验的人生，若事事必经验而后始能写，则世间那里有这许多文章呢。
“感伤主义”也和“自我主义”一样，是近代思潮的特征，是“世纪脖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病态，而歇斯底里的病态，尤为其重要者。郁达夫作品里的主人公大都有一个灰白色脸庞，高高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而且眼窝外必带一层黑圈；又必终日无缘无故自悲自欢，见了晓林薄雾，眼里会涌出两行清泪；对着平原秋色，又会无端哭了起来，回答日本下女自己是支那人时，又感触至全身发抖，而滚下眼泪，我们看起来，那些事，实不值得落泪发抖的，而作者笔下却非落泪发抖不可，那只好说作者自己神经有病了。不过自己神经有病，竟叫小说中人物也个个 作患着神经病，不知小说人物“个性”为何物，这样作家，居然在中国文坛获得盛名，岂非奇事！
郁氏除了性的苦闷，又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各种堕落行径，所以人家给他戴上颓废作家的冠冕。作家对于丑恶的题材，本非不能采取，不过紧要的是能将它加以艺术化，使读者于享乐之中不至引起实际情感。我们瞻仰希腊裸体雕像时的感觉，与阅览春画时的感觉不同，即因为我们的情感已被优美的艺术净化了。法国的波耳汉（Ｐａｕｌ－ｈａｎ）一派批评家主张艺术是欺瞒的，即说艺术是给我们以现象的假象，而不是给我们以现象本身的东西。弋恬说，艺术的作用不过唤起了意识的幻影或半欺瞒的状态，就是使我们不忘却现实而踏出现实一步的状态。西洋颓废派所取题材，大半是不能给人快感的，而经过他们巧妙艺术陶熔后，居然使读者觉得并不可憎，反而可爱。即如现代诗坛李金发、邵洵美的诗也富于颓废色彩，我们仍然觉得清新有味，这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艺术化的缘故。郁达夫虽号为颓废派作家，但并没有西洋颓废派的艺术手腕，不过利用那些与传统思想和固有道德相冲突的思想，激动读者神经，以此获得人的注意而已。像他很坦白的暴露自己丑行，甚至暴露他母亲的——如他母亲之酗酒、凶狠、疯狂— —对于善自讳饰和富于伦理观念的中国人自然觉得是很新奇的。若摒去这些，他的作品还有什么？恐怕什么都没有。有人骂他的作品为“卖淫文学”实不为过。他后来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艺术又苦于无法进步，遂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现。书中女主角追逐性欲的满足，宛似疯狂，而且同性恋爱、叔侄结婚、父女通奸等故事，秽恶悖乱，可谓无以复加，刺激性不能说不强烈了，而以艺术过于糟糕故，竟不堪一读。这本书是郁达夫“卖淫文学”图穷匕见的著作。是背城借一的决战，决战失败，他的写作末日即临了。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研究郁氏作品的艺术。第一，他的作品不知注重结构，所以有人呼之为“生活的断片”，正如陈西滢批评他所说：“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才开始，收束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就收束。因为在开始以前在结束以后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同样的情调，只要作者继续的写下去，几乎可以永远不绝的，所以有一次他把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发表了，读时也不感 缺少。有时他有意的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好像《沉沦》那一篇，我们反感觉非常不自然。”这话是赞美呢？还是讥讽？我不知道
从前一篇小说大都由一个主要情节和许多琐碎情节组成，而“缘起”、“进展”、“错综”、“峰极”、“收潮这五个阶段更像八股文章格式一样，不能略有变动。现代小说动作故事，变成了次要的，有时完全付之阙如。或者将它当作框子，在这框子里作家反映他的印象，展开他的幻梦，宣布他的奇想，讨论他对一切社会道德宗教问题的意见，结构已不如从前严格讲求。所以郁氏作品不讲结构，原也不算什么奇怪，但篇篇如此，却也讨厌，只显得 他对文字缺乏安排组织的天才，一味乱写罢了。现在中国文艺新趋势又讲究客观描写，排斥第一人称，对结构也重视起来了。所以郁氏那些散漫松懈，首尾不分的作品，渐渐已有被淘汰的倾向。第二，句法单调是郁达夫作品最大毛玻单调与简洁、单纯的体裁是大有分别的，简洁和单纯是作家根据敏锐的感觉，正确的判断力，摒去堆砌的辞藻，无谓的形容词，和一切可以压抑情感的描写，直接表现的力的艺术；单调则字句间缺乏细腻的“阴影”（绘画学上的名词），好像没有伴音的乐调一般。中国文字言语所含阴影本不丰富，今日正在力学西洋文字上的长处以为补救，郁氏的文字比之旧小说更为单调，请问有什么价值？
第三，小说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也是郁氏作品的大缺点。现代西洋小说有所谓心理小说，其写人物除外表的刻划外，兼重心理的解剖。即不作心理小说，人物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进展、变化，也非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不可。现在我们不妨来举一个例，好像佛郎士的《黛丝》（Ｔｈａｉｓ），一个沙漠里苦修数十年的高僧，忽变为肉欲的奴隶，而一个奢华淫荡的女优，倒能成为圣女，这当然不是什么“魔障”、“夙根”的话头可以解释的。不过高僧之所为，乃禁欲过度的反动，女优则恰得其反，所以有此结果罢了。作者虽没有显明的解释，暗中却都给他们行动以心理学上的根据了。不然这二人生活态度之转变，岂不突兀离奇，远于情理之至。
郁达夫的《沉沦》中主人公的种种堕落，尚略有少时环境不良，和到日本后患忧郁病的背景，其他的小说则不如此了。像《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之拙劣，句法之生硬，布局之不自然，尚可置而不论，最可笑的是书中女主角之汲汲于性的满足，不惟没有心理的过程，更不合病理学的原理。作者把一群男女，勉强凑在一处，演了几出毫无剧情的戏，然后把他们一个个赶上预定“目的”的路上去，简直像搬演傀儡，哪里是在做小说？有一年他发表《迟桂花》，自负为一年来杰作，大意是写他和朋友翁则生妹子发生了一段纯洁爱情故事。什么发乎情，止乎礼，自己老着脸皮，胡扯一通，一般读者也为他捧场，说郁达夫作风改变了，他已能以纯朴的文字，来表达正确的意念了。不过，我要问一个乡村长大，仅识之无的中等阶级的少年寡妇，是否肯单独地陪伴一个男子去游山？游山的时候，是否能在最短时期里与男子恋爱？这都极成问题。若有相当的心理学上的根据，原无不可，但《迟桂花》虽有二万余言，对于这不近情理的行为，却没有半句解释。
贫穷、失业、潦倒、牢骚、厌世、疾病，是郁氏小说构成的重心。这几端若表现得巧妙，未尝不可博人同情。可惜作者都把它们写成矛盾了。他所写性苦闷，是生理上有异态的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一般青年的，上文已有叙说。《沉沦》里男主角为了不能遏制情欲，自加戕贼，至于元气消沉，神经衰弱，结果投海自杀。自杀前泣言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１我们实不知道那堕落青年的自杀，到底受了祖国什么害？他这样自杀与中国的不富不强，有什么关系？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结局。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
他写自身受经济的压迫的情形，尤其可笑，一面口口声声的叫穷；一面又记自己到某酒楼喝酒、某饭馆吃饭、某家打麻雀牌、某妓寮过夜、看电影、听戏，出门一步必 坐汽车（上海普通以人力车代步，汽车惟极富人始乘），常常陪妓女到燕子窠抽鸦片，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记收入几百元的稿费，记某大学请他去当教授，某书局请他去当编辑；一面怨恨社会压迫天才；一面刻划自己种种堕落颓废，下流荒淫的生活；一面却愤世嫉邪，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高尚纯洁的人。他作品本来没有力量，即说有点力量，被他这样自相乘除，也就消失无余了。他叫喊得愈厉害，读者愈觉得这不过是小丑在台上跳来跳去扮丑脸罢了，何尝能得到一丝一毫真实的感想？
不过我所引以为怪的，居然还有一部分盲目批评家，替他捧场，称赞他善能表现现代青年困于经济和情欲的苦闷。记得从前有一个装乞丐的伶人出声时，手上戴着钻石戒子，曾惹起台下的鼓噪；画工画截发沽酒，而臂间御一金镯的陶侃的母亲，也引某神童的指摘，批评家似乎连这点评判的常识都没有了。
郁达夫善说大话，善发牢骚，有人以为是中国名士遗风。其实中国名士谈吐之蕴藉风流，高华俊逸，郁氏固不及；即笑谑时之轻倩幽默，使受之者哭笑不得；或使酒骂座时，那种满腹肮脏，目空一切的磊落可爱态度，又岂能在郁氏身上找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只觉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小家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
郁氏自宣告写作态度转变后，每以革命的作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妙。尽管他向读者介绍自己荒淫颓废的生活，却常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见《寒灰集》序），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争光明。这好像一个脸青似鬼，骨瘦如柴的烟客，一面懒洋洋躺在铺上抽鸦片；一面却眯着眼，哑着声，喊道“革命！革命！你们大家努力呀！都上前呀１这不是一幕空前的滑稽戏么？某文人曾说：“现在的文艺已经走到力的文艺的一条路了。我们的技巧也应该是力的技巧，处处要表现出力来……希望达夫今后创作在技巧方面表现出伟大的力量……要震动！要咆哮！要颤抖！要热烈！要伟大的冲决一切，破坏一切，表现出狂风暴雨时代精神与力量。”像郁达夫这种一生元气已被酒色斫尽的作家，我想这希望终于是希望吧。
郁氏文派曾有两个信徒：一个是王以仁，一个是叶鼎洛。王的《孤雁》收在文学研究会丛书内，包含《孤雁》、《落魄》、《流浪》、《还乡》、《沉湎》、《殂落》，书信体小说六篇，及《我的供状》代序一篇。他是文笔和行径都刻意模仿达夫，而模仿得非常之像的一个。《孤雁》中有几篇写他失业后在上海杭州一带流浪，饥寒困顿，风尘潦倒的情形，比郁氏作品还来得真切些。因为他还没有像郁氏那些矛盾的描写。作者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中学毕业的青年，他的作品虽经过商务印务馆严谨的校对，还保存几许别字错字，学问之有限，可想而知。而《孤雁》一文置之郁氏集中，几可乱真，这又可见郁氏作品艺术的价值之如何粗疏低劣了。叶鼎洛有《他乡人语》、《男友》、《未亡人》、《归家及其他》、《前梦》、《双影》、《乌鸦》等集。他的作品也是感伤颓废一路，不惟艺术胜过王以仁，更远胜郁达夫。是因为郁文笔粗拙，而叶则描写细腻；郁无结构，而叶则结构谨严；郁无意境，而叶则意境幽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现在引他对鸦片的赞颂一段来证明我的话：凡是没有抽过大烟的人当然只晓得它的坏处而不知道它的好处。就在我，起初也是这样。可是在一两次知道了那大烟的功用之后，便知道这所以能够使一般人因此一蹶不振的道理来了。我觉得，它的可爱之处，便是能够安慰人们的心，与有病的人以暂时的健康，与精神不济的人以几个钟头的兴奋，与心神不宁的，以寂静的宁贴，与悲哀的人以恬淡的安逸，与失望的人以平稳的心情。它的功用，不单是能够医治肉体上一切的微笑，也能够医治一切精神上的病痛的。常常有许多人说，在酒里可以忘去一切的忧愁，我以为，在大烟里面得到比酒还大的帮助。我想，在这世界上除掉爱人之可爱，就可算大烟可爱了。人们在爱情里可以忘记他的痛苦，然而如果得不到爱人的爱情的，或者反而在爱情中得到痛苦的，只好钻到大烟的国土里去了。所以在某一个地方，有些人把大烟称之为“黑美人”的，那的确是一个确当的名字
这段描写以新文学眼光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能够掷笔空中，回旋绕缭，做出许多姿态，便为郁氏之所难能了。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者以为他必有一篇沉痛热烈，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表了，谁知他只“哟！哟１发几声感叹词便了事。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品一品“故都”的“秋味”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秋味”无疑是郁达夫这篇《故都的秋》里的“关键词”，从开章第一段即提出“故都的秋味”，以后各段里不断地重复（强调）：“秋的味”，秋雨“下得有味”，文人写得“有味”，“秋的深味”，秋的“回味”……一气贯到底，确实让人“回味”无穷。 ??? 这本身即是郁达夫的发现与独特体验：古今中外文人多有写“秋声”、“秋色”的，写“秋味”即使不是“绝无”、也是“少见”的。而“味”是需要“品”的，或者如郁达夫在文章开头所点明：“秋昧”是要“饱尝”、“赏玩”的。对待生活、大自然这样有滋有味地品尝、欣赏，正是“北京（故都）文化”的特色——研究者早已指出：“典型的北京人是知味者，如北京人那样对待味，则是文化，出于教养。人人都在生活；不但生活着，而且在生活中咀嚼、品味这生活的，或是更有自觉意识的人。”（参看赵国：《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如果说北京市民的这种将生活（自然）艺术化的鉴赏态度，是一种文化积淀的不自觉的流露，那么，郁达夫，作为一个曾居住于北京，深知其“味”的文化人，他以“北京人”的眼光看（体验）北京的秋天，自觉地从中寻求审美满足，并诉诸文字，他就成了真正的“北京文化”（在他的笔下，“北京人”对待自然、生活的品尝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欣赏者与表现者。——这篇《故都的秋》的意义正在于此。 ??? 该从哪里去发现、欣赏、描述这“故都的秋”？现成的答案是到“故都”丰富的历史文物古迹中去寻找——郁达夫也真的写到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拓寺的钟声”，但却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因为，这些“旅游胜地”仅是历史留下的外在印痕，象征，恰恰是“外来人”最易注目与把握的，而渗透于骨髓里的传统神韵，却存在于北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世俗生活中寻求享用“美”（“美”的人生，“美”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北京人”的眼光。 ??? 于是，郁达夫引导我们“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仅这“破屋”、“清晨”、“浓茶”、“深院”，就足以把你带人北京所特有的悠闲、自如，而又有一点落寞的“意境”、“姿态”与氛围之中。然后，指点您“看”“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青天下驯鸽的飞声”；“细数”从槐树片“一丝丝漏下来的日光”，“静对”“破壁腰中”“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然后，再和您一起絮絮地闲扯：牵牛花以哪种色彩最好：蓝色，白色，紫黑，还是淡红；又想像如果在牵牛花底再“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那该是怎样一番情景（与情意）。——如此精细的审美眼光，又是这般悠静的审美心理，自然，生活，连同人自身，都充分地美化、艺术化了。您大概咂摸出一点“秋味”儿，“感觉到十分的秋意”了吧？ ??? 再欣赏一回“北国的槐树”这“秋来的点缀”，怎么样？——郁达夫又带着我们开始新的，也是更深的审美体验：面对满地落蕊，视觉似乎已经无力（“像花而不是花”），音感、嗅觉也无从把握广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通过“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来感受那其中的美，让您感到十分满足，又有些朦眈，而说不清楚，是不是？有着极其敏锐的审美力的郁达夫又指引您注意那“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您凝神默对，许久才恍然领悟到一种“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的“味儿”。郁达夫这才告诉您“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这正是点题之笔：所谓“秋味”，所谓“故都”的“秋味”，就是这细腻、清闲与落寞、深沉的互为显、隐，表、里。 ??? 接着，郁达夫又指引您听“秋蝉的衰弱的残声”的“啼唱”，告诉您“秋蝉”之“在北平”，就和蟋蟀、耗子一样，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一个“养”字道尽了其中的闲适、亲切，却又隐隐有着说不出的凄寂。说起“秋雨”，而且是“北方的秋雨”，郁达夫又似乎别有感受，一说它“下得奇”，二说它‘下得有味”，三说它“下得像样”有派儿，仿佛“人”也似的从容，洒脱。于是，在一阵“秋雨”过去，云散、大青、太阳露脸之时，“北京人”终于款款而出。请注意，在此之前，只有“秋景”，或者说“人”隐没于、渗透于“秋景”之中，现在“人”从“景”中走了出来，更会有一番光景。且看郁达夫怎样描述、鉴赏“故都”的“秋味”的真正品尝者‘叫C京人”。他首先着力渲染一个“闲”字：身份的“闲”，是十足的“都市闲人”；“穿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祆”，一副“闲散”的模样；“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姿态、神情，是这般闲适、潇洒、帅气。然后又抓住北京人特有的“说话的艺术”大作文章，一如研究者所说，“‘说’这种行为曾经是包括王公贵族和里巷小民在内的北京人的重要消闲方式，以至聊天（“海聊”，“神聊”，“神吹海哨”，“砍大山”等等）的北京人，与提笼架鸟的北京人一样，竞也成为北京人的典型姿态，易于识辨的特殊标记”（赵园：《北京：城与人》）。郁达夫抓住这一点，正表明他对“北京文化”的深切理解。而他对北京人“说话艺术”的具体把握也是十分准确，抓住了要点的：他强调北京人说话的“声调”，“平平民广”的音乐性，以及其间的“韵味”（那“念得很高，拖得很长”的一声“了”字是何等的“有味儿”！），并由这说话的“腔调儿”推知（感知）其情态心境的“悠闲”，又从那“熟人”间“微叹着互答着”的说话神态里体味北京人人际关系的和谐，随意，谦恭从至于在这种有腔有调的“闲聊”（“唉，天可真凉了——”，“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中，突出的是一种情感、心绪的交流，言语的语义功能反而不那么重要，也就是说，人们说话目的在于沟通心灵，甚至什么目的也没有，仅在于一种语言的享受：自我（彼此）陶醉于那说话的腔调、韵味之中。而这腔调、韵味，如前所说，是能够唤起并沉醉于一种既悠闲（清闲）又落寞的感觉的——这时候，大自然季节、景物（“秋”）的“味儿”，人的主观心绪的“味儿”，以及这“说话”的腔调的“味儿”，已经融为一体，“三合一”了。
课文鉴赏说明
一 诵读提示
本文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感情浓厚，意味隽永，文辞优美，教师应当努力引导学生进入课文的情境当中。由于本文的写作离今天已经久远，学生要充分把握文中的意味情味可能有些困难，所以应当先介绍作者和写作背景，并提示学生诵读宜慢不宜快，认真体会景物描写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当读到作者直接抒怀部分时更要认真感受作者的心意、情怀。要注意课文的文眼，即“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此句提纲挈领，笼罩全文，更要认真领会，循此线索整体把握文章大意。
二 整体感知
1.本文题旨
“故都”两字指明描写的地点，含有深切的眷念之意，也暗含着一种文化底蕴；“秋”字确定描写的内容，与“故都”结合在一起，暗含着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一种境界。题目明确而又深沉。本文通过对北平秋色的描绘，赞美了故都的自然风物，抒发了向往、眷恋故都之秋的真情，并流露出忧郁、孤独的心境。在把握本文主旨时，要注意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时代性。社会风云和个人遭际在作者心里投下阴影，以致对故都清秋的“品味”夹杂着一些苦涩。
2.本文结构
文章开头和结尾都以北国之秋和江南之秋作对比，表达对北国之秋的向往之情。中间主体部分从记叙和议论两方面描述故都纷繁多彩的清秋景象：记叙部分采用并列结构，根据“清”“静”“悲凉”的三个层次，逐一描绘故都的自然风物，共有五种景况，即清晨静观、落蕊轻扫、秋蝉残鸣、都市闲人、胜日秋果；议论部分，从喻理的角度，进一步赞颂自然之秋，赞颂北国之秋。首尾照应，回环往复；中部充分展开，酣畅淋漓。
3.情景交融的特点
作者将苦涩的“品味”与生动的景物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神韵。他不写故都皇家宫殿、园林，也不写远近郊区众多优美的自然风光，那些景致虽然也代表了故都的特色，但似乎离老百姓生活很遥远。他只是依凭一个普通文化人士的眼光来观察和体验故都之秋，他笔下的秋味、秋色和秋的意境与姿态，都笼罩着一层奇异的主观色彩。例如写“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蓝色的牵牛花，从寻常景象甚至破败景象中看出、体验出美来。写“北国的槐树”的落蕊，“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写“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这些细腻而独特的感受、忧郁而优美的情怀，恐怕只有郁达夫这样一个具有平民倾向又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读书人才能体验得到，才能表现得细腻而深刻。最能表现情景一体的是“清”“静”“悲凉”的描述。“清”“静”，既是对客观景物特点的描写和总结，又是作者内心的感受；“悲凉”，则更多的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既有联系又无必然联系(因为感秋可生悲也可生喜，悲者未必从秋景得来)。“清”“静”是大多数散文家能感悟得到和写得出的，未必见得奇妙，而“悲凉”则属于郁达夫一人独有，最见奇妙。总之，本文情意浓厚，以抒发内心感受为主，写景并不像其他作家的散文名篇那样占有很多篇幅。在这一点上可与《荷塘月色》对比，《荷》文写景似用工笔，精描细绘，景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情为景所藏所掩；本文则略于写景，尽力抒情，文情更给人以亲切感、厚重感。
三 鉴赏要点
1.对比
开篇提到“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结尾提到“南国之秋，当然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并作了适当的展开，以此与北国之秋作对比。对比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抑彼扬此，北国之秋胜于南国，是作者的主观感受，表达作者对故都的秋的热爱。这种感受既来自空间的对比(南北两地)，也来自时间的积累(“已将近十余年了”)。
2.描写
本文直接描写景物的语句不多，但都是极其精彩的，而且饱含作者的深情。试举几例：
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这里写了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景物写得非常细致，如“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也写了观景、赏景的心态、动作，如“细数”“静对”，透露出悠闲、惬意。总起来说，表现了作者热爱故都之秋的情怀。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
这里写了视觉形象、触觉形象。花铺满地，写视觉形象；脚踏花地，写触觉感受。写触觉，更给读者以逼真的感受。这里寂静无人，斯人独徘徊，无人可与交流，便只有与自然相交融。揣摩作者的心境，大约是欣喜的，又是寂寞的。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的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
这里的写景不拖泥带水，一句一景，写出了北国清秋之雨忽来忽去的情景。云的景象、雨的阵势，写得活灵活现，说明作者观景非常细致，也表明作者在谈到寻常百姓生活时心情非常愉快。
3.人物
这里写的不是上流社会人士或文化人士，而是平民，即“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为什么让他们作为故都人的代表?想必他们的形象更有地方特点，而且作者觉得与他们更亲近，表现出作者的平民意识，似乎也能觉察出作者很想像“都市闲人”那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文化氛围
本是写景文字，为什么插入古今中外写秋诗文的说明?似乎要创造一种文化氛围，于自然气息之外再添一重文化气息，与“故都”文题暗合。从行文章法上看，这里宕开文笔，纵横议论，显出灵气，显出开阔的思路。
5.排比句
文中有许多排比句，具有语言整饬之美，朗读起来又具有音韵之美，抒情味很浓厚，表现作者很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教学建议
这课的教学是散文鉴赏教学的起始课，对后面的散文教学有着领起、示范作用。既要教学生鉴赏课文，又要指导学生学会鉴赏的方法。本文是比较典型的抒情散文，也便于教师与学生一道，通过解读、品评，总结出一些鉴赏抒情散文的方法。下面就从几个方面作些提示。
一 提倡美读
要带着美好的感情来读，读出课文中的美味。最好是朗读。朗读要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就像朗读者自己在抒发强烈、深厚的感情一样。一些优美的句段、精警的句段，最好能熟读成诵。美读是为了尽量读出作品的“原味”来，尽量与作者的心灵贴近，与作者感情产生共鸣。“课文鉴赏说明”中的“诵读提示”作了一些介绍，可以参看。
二 品赏景物描写
从文章标题就能看出，“故都的秋”是写景抒情散文。如何欣赏其中的景物描写?可以用理性的、分析的方法概括出“课文鉴赏说明”提及的五种景况，不过要注意让学生自己概括。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品赏出景物描写的精彩细腻。作者调动了多种感觉来描写景物，给读者以多方面的美的感受；所写之景，都是故都有代表性的，少而精。可见写景贵在精选，以一当十。在写法上，都非常具体，形象感很强，容易唤起读者的想象。可以鼓励用感性的、动情的读法，感悟出景物描写中渗透的浓浓情意。本文写景不是那种客观冷静式的，而是主观热情式的，学生应能较为容易地感悟出作者感情，例如“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是一种提示，领起下文的来去匆匆的秋雨描写，这些提示话显然带着作者热情的赞美和浓浓的赏雨趣味。
三 揣摩精警语句
从有关资料和文章本身看，本文的写作是一气呵成的。作者没有特意雕琢字句，但优美的、精彩的语句很多，值得认真品味。例如开篇说“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除“课文鉴赏说明”中说的作为文眼的意义外，还可以进一步品味其中的深厚意味，不妨试作简省：“可是，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静、悲凉。”稍作改动，意思一点没变，可意味、情味大变，可见作者用语的精心，在文章起始就定下一个浓重抒情的调子。又如上文提到的秋雨景象，寥寥数语，信手写来，无意而工。还有许多排比句，“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譬如廿四桥的明月……”“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都颇显文采。一些字词也很见功力，如“想饱尝一尝这‘秋’”“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
四 消除时代隔阂
这是一篇情深意浓的抒情散文，按理很容易打动读者心灵，但由于写作年代久远，作者抒写的思想感情让学生感受和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困难主要在于一些“负面”情感难以理解。如“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清”“静”好理解，“悲凉”就不好理解。也许在学生看来，“清”“静”是“正面”的感受，与之相应的该是“优闲”“欣喜”之类“正面”情绪、情感，所以“悲凉”好像是“清”“静”之后的一大转折。可以提示学生，在30年代旧中国，连年战乱，民生凋敝，读书人也衣食无所安，居无定所。为了谋生，郁达夫辗转千里，颠沛流离，饱受人生愁苦与哀痛。他描写自己心中的“悲凉”已不仅是故都赏景的心态，而是整个的人生感受。这种感受在郁达夫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流露。这种感受在当时整个散文创作领域也是普遍的。《荷塘月色》不也有哀愁吗?这就需要教师帮助学生消除时代隔阂。让学生想象着郁达夫久有品赏故都的秋的心愿，又久经颠沛流离的生活，如今终于回到故都北平的天地里，自然有多种复杂的感受，包括“负面”的感受。还要指导学生反复读，带着深情读，渐渐感悟到作者的心态意绪，便是进入了课文的情境。
五 感受人文精神
培养人文精神是当代语文教学重要任务。人文精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课文里，就在师生们的共同品读活动中。这里试着对本文的人文精神作一些例释。郁达夫从生活中体验到许多悲苦与忧愁，但是他没有彻底消沉，而是依然怀有一颗追求真善美的心灵，以审美的心态和眼光来观察故都秋景，看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美好的一面；郁达夫不写北平的宫殿庙宇、亭台楼阁，而是写老百姓家院和普通街道上所见之景，写出了北平下层人民和不得意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的一个侧影，也就是说作者的审美眼光是与普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作者的平民意识；郁达夫是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读书人，他从赏景中体验和感悟到了文化气息，他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表达了对古今中外赏秋诗文、赏秋文化的珍爱，课文后半部分有一段集中蕴蓄着这种文化气息和珍爱情感。一篇写景散文能连通历史人文，亦即表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读来自然增添了许多“厚重”感。
以上几点供教学时参考，不必完全照搬。另外，本课两课时教学，可以在第一课时以品读为主，教师可以不将一些深奥的东西、结论性的东西告诉学生，而要让学生先“感受”这篇课文，从感性上接受它；在第二课时以赏析、解析为主，需要学生更深入地领会文章内涵和细微妙处，但教师还是不要过多讲解，而要让学生试着自己体会各个要点和妙处，即让学生去“领悟”这篇课文。由“感”至“悟”，是学生学习散文的一条正当途径。还要注意，介绍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不要过多，即不要太远离课文，让学生多读课文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学生读有所感，读有所悟，读有新见，就更要鼓励。学生读散文有所创新，盖有二途：一是不迷信教师所讲述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属于“细枝末节”的东西，或是隐约模糊、一时难以辨明的东西；二是学过课文之后，情不自禁地要动手写点什么，将读的“感悟”变成写的“感悟”，提高和强化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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